emc易倍·十八届三中全会

　　EMC易倍十八届三中全会进入倒计时。经济学界关于未来改革方向的激辩与猜想逐步聚焦到了财税体制改革，一个鲜明的共识是，财税改革或将成为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事关财税体制改革根本方向的四个问题，当在优先考虑之列。财政体制要不要坚守“分税制”？税制结构要不要增加直接税？预算管理要不要真正实行“全口径”？政府支出要不要稳定规模并转换结构？只有在大方向明确的条件下，才可以避免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决策，改革才不至于出现周折或反复。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再现“卖地热”，地方平台债务融资也出现扩张趋势，地方债务风险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摸清底数，宣示着中国政府加强地方债监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决心。

　　地方债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但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更值得深思。地方政府大量借债，固然与投资驱动型的传统发展模式有关，但也反映出在事权不断增加情况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只能靠卖地或借债筹集资金。

　　与此同时，强化监管的路径也日渐清晰：对地方债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严控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分税制推动了改革，理顺了改革的税收激励，但剑向来都是双刃，财力向中央倾斜之后，财力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日渐浮现。跑部钱进、土地财政、乱收费、地方债等问题逐渐成为显性话题。分税制难以一竿子插到底，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由于种种因素，至今在省以下没有真正贯彻分税制，而是演变成为五花八门、复杂多样、一地一率、讨价还价色彩甚浓的分成制和包干制。在20个左右的税种中实行五级“分税”，不啻于在5个鸡蛋上跳舞。因而省以下迟迟未能迈进分税制的大门。因此，省级以下的财力如何划分，就不能“一刀切”，而只能是“因省制宜”了。因此，对于分税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要有一个明晰的划分。

　　土地财政未来何去何从关系重大，解决中国土地财政痼疾需要“治本”。目前的财税制度被认为是问题的根源。 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重新打起了土地的主意。现行汲税方式、分配比例以及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时效都远远不能满足地方发展的需要。许多地方的发展冲动，在官员政绩观的催化下，最终只能找到“土地生钱”这个出口。在现行制度下，地方政府支配土地使用权，等于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支配权。又由于政府官员任期的有限性，每一任官员都希望在自己任内多卖地，扩大财政收入。

　　自今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将广播影视作品的制作、播映、发行等纳入“营改增”试点。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营改增”试点。业内人士表示，此前同样呼声较高的个别行业未被明确提及。这说明，部分行业推行“营改增”尚有阻力。目前营业税是我国地方政府几乎唯一的主体税收，一旦取消营业税，增值税规模将更大，由此带来的如何构建地方税体系、如何重新分配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等问题，都需要对现行财税体制进行深度改革。

　　土地财政顽疾、房地产调控困局及地方巨额债务风险等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分配。如果大幅度降低国税比重，由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压力较大，同时可能面临赤字风险，因此操作起来难度较大。现阶段可以考虑增加中央支出，明确公共服务归中央、民生保障归地方、投资归市场，降低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以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具体而言，根据收益范围和规模经济等因素考虑，可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等事权上收至中央。

　　楼继伟多次表示，将逐步取消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将部分属于地方事权且信息复杂程度较高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到地方管理，对部分使用方向类同、政策目标相近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予以整合，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今年我国还加大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全口径预算，盘活存量资金，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压减“三公”经费等支出，加大财政信息公开力度……诸多举措传递出进一步管好国家“钱袋子”，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的改革新思路。

　　3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财税体制始终是改革的“牛鼻子”。新一轮财税改革是考验如何弥合社会分歧，寻求共识推动改革的时候。财税问题作为博弈最激烈的政策领域之一，不光有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更有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